拍照手机，你失去了用广告优化故事的能力——从《外交政策》看AI时代的内容创作

2015年的一天，我正在朋友圈看到一篇关于《外交政策》杂志的评论。文中提到该杂志每年发布全球化指数和失败国家指数列表，创始人亨廷顿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：这正是我们想要的：严谨而不死板、生动而不滑头。

这句话像一把双刃剑。当我仔细阅读时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 eitherness。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，我开始思考《外交政策》杂志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呢？作为一位喜欢用手机记录生活的人类，我知道AI和手机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内容创作方式。

用手机解决最困扰你的问题的能力已经丧失了, 这句话在朋友圈内引起了热议。有人认为这真是一个滑稽的表现，还有人觉得过于夸张，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讽刺性的调侃。

从杂志的视角来看，确实是在用有限的资源（即时间）去创造无限的内容。AI和手机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强大后盾，但这种后盾是否值得？就像《外交政策》杂志在坚持其独特精神的同时，也面临着内容创新不足的问题。

这让我想到一个关键点：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我们是否应该像《外交政策》一样，在AI的洪流中保持清醒。作为社会的一部分，我们应该思考：我们在用手机解决什么问题？我们的创作能力有没有被技术所束缚？

也许有人会说，现在有了手机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记录生活。但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发布同样的观点时，这是否失去了原有的价值？《外交政策》杂志的目标是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见解，而不是在有限的手机屏幕前进行无意义地点赞。

在这个AI主导的时代，我们或许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方式。就像《外交政策》杂志一样，它不仅记录了历史，更记录着人类思考的过程；不仅停留在文本层面，更追求深度思考和创新思维。

但问题是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是否应该像《外交政策》那样过于依赖AI的后盾？或者，我们应该在用手机的过程中保持清醒，在AI技术面前守护人性的光辉？

这或许就是《外交政策》杂志能够在这么多读者中间存活下来的原因——它不仅记录了历史，更记录下了我们思考世界的勇气与智慧。但在科技进步的今天，如果我们像它一样只关注表面现象，而忽视真正的价值，会不会就像那个在朋友圈里不断拍照手机的人？